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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转型（第3页）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民主衰退”现象，讲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那么，“历史终结论”真的被终结了吗？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用什么尺度去衡量。如果你的尺度是理想，根据这个理想，民主转型的过程应该风平浪静，民主转型的结果应该是处处莺歌燕舞，那么第三波转型显然是个巨大的失败。但是，如果你的尺度是真实的历史，那么，称之为失败则或许为时过早。

转型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峡谷

我经常看到这样一类困惑：为什么自由式民主在西方社会发展得风调雨顺，但是一旦离开西方，就到处带来动荡和冲突？这个看法虽然很常见，却遗忘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历史。如果我们留心西方的民主转型史，就会发现，不仅是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过程常常伴随着冲突，其实在西方历史上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民主转型的过程几乎在任何国家都伴随着混乱和冲突。

其实，不但民主转型如此，威权转型也一样，当民主向威权政体倒退，或者一种威权政体向另一种威权政体转型，也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混战和冲突。大家想想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想想西班牙内战、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伊朗1979年革命，哪个国家的政体转型不是伴随着巨大的动荡？原因很简单，政体转型根据定义就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组，这种抢人饭碗、砸人饭桌的事情，怎么可能一片祥和？

不妨以法国为例来看看西方的民主转型历程。今天，法国被视为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但是，它的民主转型顺利吗？当然并非如此。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法国的第一次转型努力，但是众所周知，它一点都不风平浪静，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内战、外战、“大恐怖”，断头台几乎成了法国革命的一个象征。最后结果是什么？王权复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民主崩溃。之后的事情，我们的中学历史书里也都有，法国又经历了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一战”“二战”，都充满了动荡，直到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法国的民主转型才能说是尘埃落定，而这时候距离法国革命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

法国转型的艰难不是孤例。德国、日本转型的法西斯道路，美国建设民主过程中的独立战争和内战，西班牙1936年的民主崩溃及其引发的西班牙内战……所有这些国家的历史，都显示民主转型的艰难。即使是被视为“和平转型”典范的英国，也并不真正是和平转型。1689年的光荣革命被视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做到不流血，恰恰是因为之前的英国内战流血太多了，到了1689年各方都实在是打不动了，才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君主立宪。根据历史学家的估算，英国内战中大概有8.5万人死亡，加上战争带动的瘟疫流行，又死了10万人，有近20万人在战争中死亡，不要说占当时的人口比例，即使是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个绝对数值也是非常惊人。

所以，当很多人对当代民主转型的艰难表示吃惊时，我倒是觉得，更令人吃惊的，可能不是转型的艰难，而是居然这么多人认为它不应该如此艰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主转型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它往往是风风雨雨、跌宕起伏，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候甚至是进两步、退三步。在历史上，它也很少有一次闯关成功的，常常像是运动场上的撑杆跳，一次跳不过去，两次、三次甚至数次才跳过杆去。

历史坐标系下的第三波转型

所以，把历史作为坐标系，我们发现，第三波转型浪潮未必那么失败。上次课讲到的民主衰退只是故事的一面，而故事的另一面则是民主的韧性。这种韧性体现在很多方面，不妨指出其中三点。

第一，就转型过程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转型其实反而是相对平稳的，或者说，“水花”相对较小。和法国大革命所激起的狂热战争相比，苏联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解体几乎无声无息；和20世纪30年代惨烈的西班牙内战相比，西班牙70年代末的这次民主转型也是相当平静；和日本历史上脱轨的民主化道路相比，东亚地区80年代的民主转型也算是和平过渡；相比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内战，巴西、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80年代的转型都没有引发战争……当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也有战火，像伊拉克、阿富汗的战火，这些我们后面的课程还会再讲到，但是，经历战火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基本上都是内战或地区性战争，其杀伤力波及范围有限。所以，站在历史的长河上空往下俯瞰，与历史上的政治转型相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动荡程度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如果和历史上的各种威权转型或改朝换代相比，就更是如此了。我们之前的课讲到，苏哈托1965年开启他的独裁统治，代价是50万人的生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1975年上台，带来200万人的死亡；沙皇倒台后的苏联内战，至少150万人死亡，如果加上后面的饥荒、疾病而死的人数，则可能高达800万人。我们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生命代价就更不用说了，什么黄巢起义、张献忠起义，那真的是血流成河。

第二，就转型成果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民主沉淀”现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浪潮退潮之后，真正留下来的民主成果很有限，许多重大的转型成果都很快崩塌，并且在这个崩塌的过程中引起国际秩序地震式的变化。但是，第三波民主衰退虽然存在，它留下来的成果也更多更稳定。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它的“夭折率”更低。并且，那些夭折的新兴民主也并不像当年大革命后的法国或者魏玛崩溃后的德国那样，构成对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冲击。

上次课我说到过，在当代的转型国家中，有2/5左右经历过民主崩溃，这说明当代的民主转型绝对不是一帆风顺，但同时它也意味着，3/5的国家并没有经历民主崩溃。即使是那2/5经历民主崩溃的国家，不少也重新民主化。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此之多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走向民主的沉淀，这是非同寻常的。

一个有趣的标志是，政变现象在世界各地的急剧减少。大家可以看看上图（图2-2），这是两个比较政治学者制作的一个图，展示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政变数量的变化。灰色的柱形是不成功的政变，黑色的柱形是成功的政变，大家可以看出来，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政变数量，无论是成功的还是未遂的，都在显著下降，直到今天，政变已经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越来越多的权力角逐者是在放弃“武装夺权”的观念，转向了政治的战场。

图2-2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政变数量变化图

（图片来源：Adam Taylor, “Map: The world of coups since 1950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 22, 2016）

阿根廷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历史上，它的民主转型不断被政变打断，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曾发生过七次政变，平均每七年左右就发生一次政变，但是1983年最近一次民主化以来，近40年再也没有发生过政变。当然，阿根廷至今也充满了政治斗争和冲突，但是，确实没有发生政变了，这和它自己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还有韩国，从1948年建立第一共和国开始，韩国政治就进入了过山车模式，在民主、威权之间不断摇摆、动荡，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第三共和国……40年里，一口气建立过六个共和国，但是，1988年这次转型之后，尽管韩国政治也是风波不断，但是它的政体形式却沉淀了下来。

阿根廷、韩国的情况并非例外。相当一批拉美、东亚、中东欧国家或地区，在过去40多年里走向了民主稳固。连撒哈拉以南非洲也趋势类似。有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大约一半权力更替是通过政变发生的，到90年代降到四分之一，到21世纪则进一步下降到13%。对于我们比较政治学者来说，不但“发生了什么”值得研究，“没有发生什么”也值得研究，甚至有时候，“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民主韧性的第三个表现，或许可以被称为“民主反弹现象”。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尽管不少国家存在着民主崩溃现象，但是它们中很多在民主崩溃后重新民主化。这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历史上，一旦民主崩溃发生，篡权者往往是赖在台上不走，就算其中的相对开明者最终决定还政于民，也往往是磨磨蹭蹭、拖泥带水，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1973年发动政变，到1989年才还政于民，中间是16年；巴西1964年发生政变，到1985年才回归民主，中间是21年。

但是在新的民主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民主崩溃都指向较为快速的民主反弹。比如马里2012年政变，2013年民主回归；洪都拉斯2009年政变，当年就重新组织选举。用学者伯米欧（Nancy Bermeo）的话来说，在21世纪，连政变都常常成了所谓“约定式政变”，也就是一边政变一边承诺将重新引入民主选举，显示了政治合法性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