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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都看过《权力的游戏》,都知道这个电视剧有多么血腥。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权力的游戏》中的大量情节其实是基于真实历史的改编,作者马丁自己也表示,他的故事原型很多地方是受到英国金雀花王朝历史的启发。所以,和平真的并非天经地义,它的前传是一页又一页“血染的风采”。
哪怕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如果我告诉你它其实也在变得更加和平,你可能不相信。但是,我告诉你一些数据,你或许会改变看法。2001年美军入侵后,据估算,2001—2019年,阿富汗的战乱死亡人数大约是15.7万人,[1]这当然非常可怕,但是1978—2001年,也就是苏军占领、内战和塔利班统治期间,阿富汗的战乱死亡人数是150万~200万人。[2]你可能会说,啊,阿富汗已经这么惨了,居然以前更惨?是的,阿富汗人民以前真的更惨。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天生更关注现实而不是历史,而且我们习惯于用理想而不是过去来衡量当下。
世界不仅仅是变得更和平
其实,和平只是世界变得更好的一个指标而已。不妨看一看一些其他的指标,比如人均寿命。大家可以看一看下面第三张图(图1-3),世界各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哪怕到了1900年左右,也就是120年前,在有数据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也只是在20~40岁之间,因为那时候婴儿死亡率实在太高了。但是之后,这条线开始显著攀升,到现在,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到达70岁左右。哪怕是在人均预期寿命最低的中非共和国,也有53岁。
图1-3 世界各国人均预期寿命变化曲线图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网站)
再看看极端贫困率,1820年的时候,全世界94%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现在呢?10%左右。其他像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工作与闲暇时间比例,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想补充一个有趣的数据。我们都知道,北欧人是以身材高大而闻名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830年,荷兰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米64。1米64的北欧男子啊,同学们。所以,拿破仑真的不算很矮,他只是代表了他的时代而已。大家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里面的中世纪骑士都是人高马大、英俊潇洒,女孩子们看看就好,心潮澎湃就不必了。
因此,从很多角度来看,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我知道一些人非常推崇“古典时代”,有的人向往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有的人则“梦回唐朝”,有的干脆是“民国粉”,这些怀念当然都有其道理,但是如果让我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去的。因为我不想回到一个人均寿命30岁的时代,一个极端贫困率90%的时代,一个得了天花只能默默等死的时代,一个女性没有受教育权、就业权和婚姻自主权的时代。别说我不想回去做一个普通女性,你就是让我回去当皇帝我也不去。我在故宫也观察过所谓的龙椅,看起来真的是硬邦邦、冷冰冰,说真的,肯定没有宜家2000元一个的沙发舒服。知识分子们想象过去的时候,似乎假定自己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还会是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其实,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结构,一个随机空降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农民、铁匠、马夫,换句话说,你“梦回唐朝”的话,不大可能成为“一将功成万骨枯”里的“一将”,更可能成为其中的“万骨”而已。
为什么过度悲观是问题
可能会有人说,好吧,就算我们的确生活在相对和平和富足的时代,那又怎么样呢?谈论这个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聚焦于问题,从而推动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关注问题当然非常重要,我们这个课程的后面也会谈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一个恰当的比例感中谈论问题同样重要。为什么?因为失去比例感很可能意味着错误的药方。
简单来说,如果这个时代是一团漆黑,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革命,是极左或极右。在一个无可救药的世界里,激进是美德,越激进越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时代的巨大进步,并在这个前提下谈论战争、贫穷、饥饿,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改良,是耐心,是在现有国际体系、现有全球化基础上的修补。换一个说法,如果问题是主流,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就是“人类做错了什么”,但是如果进步是主流,那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人类做对了什么”,从中找到进一步解决问题的钥匙。
这也是为什么平克这样的学者站出来为“进步”辩护。写完《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后,他惊讶地发现,很多人拒绝承认这个时代的进步之处,“进步主义者憎恶进步”,到处盛行着一种悲观的、愤怒的、嘲讽的甚至是末日论式的话语。当你打开电视、网络、报纸,似乎到处都是战火纷飞,地球很快完蛋,民主在崩溃,世界越来越不平等,各国政治家都是王八蛋,经济危机如果没有到来也肯定是在路上……于是,在世界各国的街头,到处是愤怒的声讨,宣布“全球化不过是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让整个世界堕落了”“民主只是权钱交换的游戏”……这些声音的初衷可能充满善意,但是,衡量现实不能仅仅以理想为尺度,而且要以历史为尺度,因为摧毁进步的不仅仅可能是所谓的保守势力,而且也可能是对完美乌托邦的迷恋。用英语中的一个常用句来说就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 * *
[1]Neta Crawford and Catherine Lutz, “Human Cost of Post 9-11 Wars,” A Cost of War Project report from Watson Institute at Brown University.
[2]Imtiyaz Khan, “Afghanistan: Human cost of armed conflict since the Soviet invasion,” Percep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7(4), 2012.
3. 天下与我: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上次课我们讲到,从很多角度来说,和历史相比,我们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黄金时代:战争的频度和烈度在下降、人均寿命在延长、贫困率急剧缩小、受教育水平在显著提高等。面对这些进步,对现实过度悲观的判断可能带来错误的“药方”,反而可能摧毁已有的进步。
不过,有一点悲观主义者是对的:这些进步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要知道,就拿中国来说,根据相关研究,哪怕到了20世纪初,人均GDP和西汉年间是相差无几的。[1]也就是说,2000年来生活水平虽然有起有落,但是最终而言是循环往复的。再看英国的人均寿命,从中世纪到19世纪末期之前,也一直是相差无几,基本上徘徊在30~40岁之间,直到20世纪初才显著改善,到今天已经是81岁。所以,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人类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是原地踏步的,明显的“社会进步”是最近这一两百年左右的事情,认为生活应该越来越好、子女的生活应当比父母的更好,也都是非常晚近的社会观念。
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今天这个时代这么特殊?显然,对这个问题,学者们给出了无数答案。工业革命、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政治体制的转型、文化观念的变迁……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答案,而且各自都非常有道理。但是今天,我想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谈谈这个变化。上次课是从历史的长河中切入今天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国际格局的角度切入个体的命运。
为什么说国际格局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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